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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http://www.jiauqp.tw  11-03-10 15:16   來源:中國記協網    
    我為什么要選擇“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這個題目呢?主要考慮到兩點:第一,要全面落實黨中央提出的戰略任務,歸根到底要靠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人去為之奮斗;第二,回顧我五十多年的新聞生涯,最主要的感悟、最想告訴年輕一代的,就是要不斷加強對社會責任的認識,不斷提高自己作為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意識,千方百計地把中央交給我們的戰略任務落到實處。真正懂得這點“老生常談”,這點簡單道理,是我付出了大半生的努力和沉重代價換來的。

    我從小向往新聞記者這個職業,向往辦報紙。1951年我剛滿20歲,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那一年是第一次實行大學畢業生由國家統一分配,最初我被分配到華東師大當助教,這樣可以留在上海,有相對優裕的生活條件。但是我讀了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就熱血沸騰,堅決要求到白山黑水去當戰地記者。當時的動機只是覺得當教師不那么羅曼蒂克,太平淡,一心想到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的抗美援朝戰場上去一顯身手,將來成為像魏巍那樣受全國人民喜愛的名記者。至于“當魏巍”究竟對國家、對社會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并沒有認真思考過。分配到《東北日報》也就是后來的《遼寧日報》以后,因為年輕,比較機靈,有些文字功底,加上那時候大學生很少,所以比較受重用,四年時間就升到16級,相當于現在的中級職稱。于是就飄飄然起來,覺得當個新聞工作者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用不著經歷什么艱難、曲折。

    沒有想到,過不了多久,一場“反右”,一場文化大革命,意想不到的災難降臨到頭上。從撤銷職務、降級降薪、開除團籍,到勞動改造,到后來全家下放到遼寧西部貧困山區去當農民,后來又在縣委機關當沒有任何名義的“干事”,整整二十年。這當然是一場悲劇。但是,事物總是有兩重性,古人說:“禍者,福之所倚”,不幸中往往又含有某種幸運。從我個人來說,經歷這二十年的磨難,我對新聞工作的社會責任開始有了新的認識——當個新聞工作者并不是那么輕松的事,而是要對社會、對人民擔負責任的——這是我在后來的工作中受用終身的寶貴財富。在基層,一方面,我看到了黨領導下的媒體在廣大干部群眾中的地位和威望,意識到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怎樣珍惜自己手中的權力,為百姓說話,為社會造福;另一方面也看到錯誤的輿論,可以把一個國家引導到什么境地,作為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又應該怎樣慎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當然,我那時根本不敢想自己將來還能重做新聞工作,最大的理想只是能當個工廠或農場黑板報的編輯。

    還記得1975年秋天,我隨縣里各級干部到大寨參觀學習,路過北京的時候,想到《人民日報》看看老同學。那時在農村呆久了,腦子里沒有星期天的概念,好不容易從通縣坐車到王府井,報社的門衛說那天是星期天,不上班。當時天已經黑了,整條街上惟一有燈光的地方就是報社門口的閱報欄。沒辦法,我只好徘徊在門外,把報欄里的報紙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記得那天的《人民日報》上有一篇劉伯承寫的《回憶長征》,大概有七八千字,我一字不落地從頭看到尾。快十二點的時候,我站在報社門口向里看,院里的辦公樓燈火通明,影影綽綽可以看到上夜班的人正在忙碌。我想,在這里工作的人多幸福啊,可惜我一輩子不能有這樣的幸福了。沒有想到,八年以后,我竟然進了這座大樓,當了《經濟日報》的總編輯(那時的《人民日報》已經搬走);又過了八年,我到《人民日報》當了總編輯。一個人的命運是和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的,如果沒有國家命運的重大轉折,也不會有我個人命運如此大的改觀,這些經歷也促使我在重返新聞崗位之后,更加自覺地思考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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