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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做自信的中國新聞人
http://www.jiauqp.tw  10-06-26 13:34   來源:浙江記協網    

  各位領導、各位同行、各位同學:

  我很榮幸,同時也很慚愧,今天占用大家的時間,在這個場合匯報我從事新聞工作20年來的體會。

  我是學外語出身的,當過11年兵,當年貿然闖進新聞這個行當,從未系統學習過新聞理論,只是在這20年中目睹并親身參與了中國新聞業轟轟烈烈的變化,并且因為國際新聞報道走了世界不少地方,見識了兩場戰爭,跟西方媒體發生了大量的接觸,從而自然產生了一些思考和感悟。今天在這里,一并與大家交流。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個博大精深的體系。以我的水平,只能算是從門縫往里看看。以我的淺薄理解,我認為,作為新聞工作的實踐者,大概至少要把握住三點:

  第一,任何好的理論都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扎根于實際的,新聞理論也是如此。中國近代以來有過幾次大的思想輸入。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輸入和對西方理論的輸入。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中國有過教訓,也形成了豐富的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而在如何對待西方理論的問題上,中國的思想界沒有進行過充分的、大規模的爭論和反思。中國知識界一些人直到今天依然認為,西方的一些理論,中國應該原汁原味地予以接受。具體到西方的新聞觀,不少新聞從業人員認為,它們那一套是絕對先進的,中國應當毫無保留地予以學習并實踐。這實際上也是很典型的教條主義。

  第二,中國的新聞進步,是中國社會進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近十幾年,以都市報和網絡兩大媒體群發展為象征的中國媒體進步,直接拓寬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框架,開拓創造了中國社會不斷進步的新空間。但我們同時必須看到,中國新聞界的進步與發展不可能完全脫離中國社會的變化節奏。

  第三,新聞是特殊的職業。每一個具體的新聞工作者,都承擔著社會其他行業所沒有的特殊責任。原因是我們掌握著特殊的話語權。我們掌握著塑造社會意識形態的雕塑刀。如何運用這把刀,絕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事情,也不僅僅是一家報社,或是一家電視臺的事情。我們的報道必須真實客觀,并且在總體上有助于推動實現13億中國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也就是發展和穩定。我們還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在履行上述基本道德和責任的同時,使自身的報道精彩,博得社會的關注和掌聲,從而端好自己的飯碗,在市場上立足并且強大。

  下面,我把我上面說的三點稍稍作一些展開。

  不能教條地對待西方新聞理論

  中國媒體面前有一個巨大的存在,這就是西方媒體。他們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對我們無時無刻不產生著非常復雜的影響。從1993年我作為人民日報記者常駐南斯拉夫開始,接觸了大量西方媒體人。他們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們強大。記得當時在薩拉熱窩,我采訪了一位路透社駐當地的記者。他的裝備令我震驚。他名義上是一個記者,但竟然有6位助手,有三輛普通采訪車,另外配備了兩輛裝甲采訪車。他一年的活動經費大約100萬美元,是我的30倍。1995年,美軍維和部隊介入波黑戰爭。我只身趕到美軍駐扎地點。當地的CNN采訪組竟有30人,ABC采訪組有60人。而當時在整個波黑,我是惟一的中國記者。那種“小米加步槍”跟“飛機大炮”拼的感覺油然而生。

  西方媒體在中國人面前的優越感還表現在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他們所謂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在同一個話題相互碰撞時,他們說話的空間往往比我們大。很多人都問過我:“你們的報道是不是要先送到宣傳部門去審查,然后才能發表?”在與西方記者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經常跟他們講兩點:第一,中國媒體跟西方媒體處于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西方社會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社會的平衡通過不同政黨、不同陣營、不同利益集團的激烈對抗來實現。換句話說,沖突是實現西方社會平衡的主要手段。這樣的社會結構反映到媒體上,就是互揭丑聞,激烈雄辯。而中國的社會結構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中國社會平衡的基礎是和諧。在這種社會結構中的新聞媒體,它們的行為一定要契合國家的基本國情。

  實際上,西方媒體的言論自由也是在一定的國家政治框架內運行的。他們可以攻擊一個政黨,揪一個具體的辮子,但全部主流媒體都必須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實現國家的根本目標服務。他們可以攻擊他們憲法框架內的一個總統,但決不能去觸碰支撐這個國家的憲法框架本身。

  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是有限度的,我的一些所見所聞也可以印證這一點。2002年,我有機會采訪了一系列的美國媒體。一天,在《紐約時報》的編前會上,大家討論當天要用的幾張主打照片,其中有一張涉及宗教,主畫面是一個大主教,但他旁邊有位衣著時髦的女性。當時,編輯要求使用這張照片,總編輯同意使用但要求對照片進行處理,將旁邊的那位時髦女性裁掉,因為這個女性的形象有損大主教的威嚴。第二天見報的照片就是這位大主教面對鏡頭,背景只留下身邊的一側,有那位時髦女性的另一側被完全裁掉。這種做法與CNN在拉薩“3·14”事件中使用中國軍車的照片而把暴徒向軍車扔石塊的畫面完全裁掉,以此攻擊中國政府鎮壓拉薩平民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

  西方媒體絕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樣,是客觀、公正報道的楷模。從他們大量對華攻擊中,以及他們對新疆、西藏的一些報道,我們有時甚至一眼就能看出他們在制造謊言。必須看到,驅動它們的是各種各樣的利益,而絕非推動普世價值的神圣目標。看看這些年西方媒體都犯了些什么樣的錯誤吧:它們迎合美國情報機構的誤導,幫助制造“民意”,推動了一場錯誤的伊拉克戰爭;它們的報道加劇了西方社會對非西方文明的不健康的優越感;他們制造了“華爾街神話”,打造出無數的所謂“金融英雄”。雖然今天的西方媒體上仍有各種各樣的牢騷和曝光,但是我們很久沒有看到有真正批判精神的西方媒體人了。直到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前,西方媒體充滿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阿諛奉承和沾沾自喜。這不能不說是整個西方媒體的悲哀。

  反觀中國媒體,雖然我們有種種不足,但我們今天的樣子和10年前,甚至5年前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媒體在隨著國家的各個方面一起進步。我對外國人講我自己,總是說,第一,我是官方任命的,你想想,我會不會受官方政策影響呢?第二,政府不給我一分錢,環球時報完全在市場上生存,市場背后是我們的幾百萬讀者,他們就是你們所說的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媒體的現實。我對他們說,媒體是為人民服務的,你在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墻上,也能看到“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字,所以我們的目標與政府的目標從根本上就不是對立的。中國政府在真誠地、十分努力地帶著這個國家進步。聰明的、負責任的媒體,就是把政府和人民連接起來,幫助他們溝通而不去制造他們之間的對立。中國的媒體上有大量批評,有批評政府的,有批評某個社會群體及某些個人的,但根本的目的還是促進社會的和諧,幫助實現國家的發展和穩定。

  可以說,最近十幾年,是中國媒體井噴式發展的十幾年,但我們沒有搞亂中國社會,沒有促成明顯的國家錯誤。現在,中國的媒體人總有一些不滿意,看到別人的優點,心里很著急。這從一定意義上講,恰恰說明我們的思想和心態的健康,說明我們有前進的動力和方向。

  中國的新聞進步是中國社會進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的新聞界肯定是要與我們這個國家榮辱與共的。再進一步講,中國建設民主政治的過程肯定是新聞媒體繁榮壯大的過程。同樣,新聞媒體加強話語權的過程,就是推動中國走向民主進步的過程。

  這些年,中國媒體的總量增長很快。1993年,我剛出國擔任常駐記者時,中國各地基本上只有黨報,沒有都市報,各地黨報一般只有對開8版。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人民日報》登了一條消息,說《深圳特區報》擴為16版,是當時中國最厚的報紙。但這一切迅速改變了。今天,中國媒體的報道面,基本掃蕩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角落落。現在,有什么事情想藏著掖著,哄騙公眾,已經變得越來越難。越來越多過去的報道禁區在開放。很多過去高傲的政府部門、大型國企,都在媒體面前變得謙遜收斂。作為對政府行為進行公共監督的主要手段,中國媒體正在逐漸釋放它履行這一職責的力量。

  但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媒體是這個國家肌體的一部分。國家的性質和發展階段給媒體設了一條不斷變動,但絕非可有可無的邊界。這條邊界的實質內涵,就是社會現階段對各種信息的承受力。媒體必須保持批判精神,但這種批判精神的出發點,得是幫助促進這個國家的正常運行,爭取實現這個國家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擺到國家的對立面,用無休止的批評拆散這個國家的凝聚力。中國媒體面對的形勢極其特殊,那就是中國社會處在轉型期,但中國變化的方向不可能由少數幾個媒體人說了算。實事求是地講,單靠我們媒體人的視野以及判斷力,我們不足以把握國家前進的方向。因此,媒體作為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可能脫離國家的整體,孤零零地自我表現。

  比如,批評報道,這是最令很多媒體人困惑的一個領域。這些年,中國媒體上的批評報道越來越多,但與西方媒體相比,很多人感覺,我們的批評報道不夠尖銳,不夠痛快,不敢針對國家大的方針政策,不敢直指中央政府,而西方媒體上誰都可以批評,總統也可以嘲弄。我認為,對這個問題,應當作出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西方媒體的批評報道確實很多。他們有時站在不同政黨的利益上,對特定的對立面激烈抨擊。但很重要的一點是,西方的競選機制決定了政黨相互輪換,媒體對具體政黨和人物的攻擊是在政黨輪換這一十分穩定的框架內,幫助社會選擇輪換的對象和速度,這樣做對社會穩定的沖擊是很小的。而中國的國體與之不同。中國實行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黨和政府的權威、公信力是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如果媒體在中國對執政機器作出像西方社會對某一屆政府那樣的攻擊,那么在中國被削弱的將是整個國家的根基。

  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但以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在閉門會議上進行的。媒體正逐漸地把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拿到大庭廣眾之下,中國社會承受力的不斷增強既是它的前提,也是它的結果。我們大家將會看到,十年以后的中國,全社會將更加習慣公開批評。政府將會更適應媒體對其工作進行公開監督。這種逐漸積累起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將增加而不是削弱我黨的執政能力。

  我認為,西方媒體監督政府的許多具體做法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但他們絕對不是批評報道的終極榜樣,COPY和照搬西方媒體的做法是懶惰和沒有創意的表現。鄧小平同志發動中國改革的時候,提出了一句話:摸著石頭過河。中國之所以成功,就因為我們拒絕以任何模式提前框定我們的未來,做某種外來思想的奴隸。中國媒體的批評報道要針對并要改造的是中國社會的現實,但所要保護,使之不會突然坍塌的也是中國社會的現實。不斷發現社會的弱點,在社會可以承受的范圍內作出批評和抨擊,為最終建成一個民主、繁榮的國家而作出我們的貢獻,這是中國媒體惟一的正確之路。中國媒體必須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批判者。

  大家會說,這太難了。的確,在中國做媒體就是比在西方難。為什么會難,因為我們不安于現狀,我們在尋求進步和改變。我對許多采訪環球時報的西方記者說,在中國做一個總編輯比在美國做個總編輯難多了。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創新,都在往前走。而你們美國的媒體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把記者撒出去寫稿子,編輯們保證別出語法錯誤就行了。而我們卻和中國的變化緊緊地扭在一起。批評報道不是我們故意做出來的嘩眾取寵的表演。我認為,批評者本人要有能夠理清中國社會脈絡的思想高度,要有寬闊的視野,這種高度和視野對于搞好批評報道和創新報道,使得我們走穩、不翻船。如果存心拿批判中國社會做噱頭,就算把我們的報紙全塞上批評報道,也裝不下。實際上,任何社會都要改進,但每個社會都要盡量減少因此付出的社會成本。東歐這些年的變化大,但帶來的痛苦也十分巨大。我是學俄語出身,親眼目睹了從俄羅斯解體到南斯拉夫分裂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創傷。我親眼目睹了薩拉熱窩被打碎,目睹了上百公里長的前南斯拉夫難民潮。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北外做研究生時,我的導師是莫斯科大學的講師,在我的眼里他是那么富有。然而,幾年后蘇聯解體,我在莫斯科又見到他,他的生活幾乎陷入貧困。我認為,任何政治家都沒有權力讓他的人民付出這樣的代價。西方社會是另一種情況,他們很少變化,固步自封,最近幾十年一直陶醉于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輸出,而拒絕自我反思和面對自己的不足,這次金融危機給了他們沉痛的教訓。同一時期,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一變化過程帶來的社會痛苦與東歐相比實在是小多了,雖然社會差距被拉大了,但總體看所有社會階層都不同程度地從中受益,改革的大方向得到全體中國人民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這些年變化和痛苦的性價比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以這樣的認識為出發點,我們的批評就會是建設性的,有針對性的;我們的眼睛就既能看到黑暗,也能看到照亮黑暗的那些光明;我們就不會在批評報道中走向偏激,把社會說得一團糟,用我們的報道去打擊中國人民建設國家的熱情,撕裂社會的團結。

  客觀地說,免受西方新聞觀和其強大外表的蠱惑是不容易的。現代西方媒體發端于西方。我們是這一領域的后來者。迄今為止,我們媒體的各種表現形式全是西方新聞界創造的。稍不留神,我們就會淪為他們的思想奴隸。我們要學習西方媒體的東西,但決不能被他們洗腦、同化。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洪流中擊水,走我們自己的路。我們要相信,中國的新聞媒體必將隨著中國的發展水漲船高。世界一定會豎起耳朵來聽我們說話。我們同樣說一句話,今天被人漠視,明天就會被認真傾聽。換句話說,動蕩的阿富汗、破碎的前蘇聯絕對不會出現一個受人尊重的媒體。

  每一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做負責任的媒體人

  做人要負責任,做媒體人尤其要負責任。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前面說過的,我們掌握著話語權,話語權越大,說話的責任就越大,說錯話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也越大。對新聞媒體,全世界都有約束。西方目前形成了比較規范和嚴格的行業自律機制以及法律追究機制。但在中國,這些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目前更多地還在依靠行政管理,漏洞相當多。由于媒體的爆炸式發展,新從業人員很多,中國媒體僅在真實性一項上的管理任務就相當艱巨。因此,提倡新聞的職業道德和責任感就是這個國家的管理部門不得不高聲疾呼的。

  其實我更想說的是這個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做有道德的媒體,做有道德的媒體人,從長遠看恰恰是我們最好的選擇。換句話說,這樣做我們是有利可圖的。不要以為我們的受眾是愚蠢的、容易上當受騙的。不要以為一條假新聞能給報社帶來利益。不要以為,只要攻擊國家機器,老百姓就歡迎,批評者就成了輿論英雄。做人要實在,做媒體人更要實在。我們的報道是出于私利,還是真誠地幫助政府和社會看清某個問題,推動這個問題的解決,讀者是能夠揣摩到的,甚至能一眼分辨出來。比如,一些報紙上的批評性評論,有的寫得一針見血,力透紙背,切實監督了政府,在重大問題上警示了社會,但也有一些評論屬于人云亦云,甚至跟著起哄。比如,有些評論寫手寫出來的很多文章就像是流水線生產出來的一樣。往往開頭是從某某報讀到的一個新聞,他們對新聞的背景不了解,也沒研究,就像用剪刀剪下來,貼在了自己文章的開頭。接下來就是一段忿忿不平的高談闊論,大致的路數就是把這個具體事件上升到國家公權力的濫用以及體制的不合理上,對國家機器進行一番廉價的教條式的批判。最后寫幾句對政府的要求,而如何實現這些要求也是他們完全不熟悉的。這樣的文章現在越來越多,已經成了新式八股文。寫這種文章的人對政府內部的事情一無所知,嚴重脫離實際,很多時候不是為了推動問題的解決,而是因為不會寫別的文章,或者就是成心嘩眾取寵,通過擺出與政府對著干的姿態,吸引社會的眼球。這是典型的市場機會主義。

  我這樣說并不是反對批評報道。我是想說,做批評報道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嚴肅認真。我認為,中國的批評報道的確不是多了,而是做得還不夠。但擴大批評報道的同時,我們開展批評報道的能力必須不斷提升。我們應當試圖把批評的度把握得恰到好處。我們應當懷著一顆真誠的心,將全社會的利益放在個人榮辱之上。新聞記者應當做好人,做有道德的人,這是一個像醫生、教師一樣,需要從業者嚴格要求自己的行業。

  中國媒體在國家中所處的位置,是由國家的整體管理模式決定的。媒體權力的擴大肯定是漸進的。對此,作為中國媒體人,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我們有時受到上級主管部門以及政府其他部門的批評,這是社會對媒體的反監督,也是中國媒體往前走,與社會不斷磨合的過程。能否正確對待來自國家層面的新聞管理并在現有的管理框架內積極工作,既不偏激,也不氣餒,是每一個媒體及媒體人走向成功的前提。

  我前面說到,中國新聞業處于在世界范圍內崛起的前夜。它要求這個國家出現一大批銳意進取、責任心強的媒體負責人和業務骨干。為了迎接新的媒體時代,中國媒體必須給自己設定更高的業務標準,以期逐漸獲得與西方媒體對話的權力。當前的情況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很出新聞的地方。中國的經濟信息、政治上每一個微小的動作,都能引起世界上的廣泛興趣。但中國的整個新聞業仍然像一些出產低檔產品的加工廠,缺少大的品牌,缺少能夠征服世界的對新聞產品的深加工能力。當然媒體的不足并非這個問題的全部,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工作方式的改變,以及中國社會進一步的開放,將為媒體的進步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機遇。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開放度依然不夠,政府官員往往怕承擔責任,面對事情不愿意表態。非政府部門對媒體報道也很敏感,只愿意對外展示光鮮的一面,企業、社會團體都不太愿意接受監督。改變這一切,肯定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我前面說過,它幾乎就是中國建設政治民主的過程。我們一方面必須有耐心,一方面要堅定不移、聰明地往前走。我們大家共同肩負著把中國建設成世界新聞強國的使命。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任勞任怨,百折不回。

  我從事新聞工作整整20年了,但這個職業我依然沒有干夠。我覺得,新聞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職業。我們是社會的一分子,同時又是社會的解讀者、反思者、批判者。我們可以平等地面對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在精神世界里,我們可以跨越所有等級,讓全球的精英們直接感受到我們的存在。這是巨大的權力,同時也意味著巨大的責任。真誠地為國家服務,為人民服務,做時代進步的參與者、推動者而不是窺視這個時代的狗仔隊,我們將贏得尊敬,我們的人生將因此精彩。

  謝謝大家!

  胡錫進簡歷

  胡錫進,男,1960年4月出生,漢族。1982年畢業于解放軍南京國際關系學院。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讀研究生。1989年獲俄羅斯文學碩士學位,并進入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工作。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報駐南斯拉夫記者,其間深入戰火中的波黑,后寫作《波黑戰地采訪手記》一書。1996年至2005年任環球時報副總編輯。1999年被選入“中國十大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2003年赴海灣采訪伊拉克戰爭。2005年起擔任環球時報總編輯。2009年4月環球時報創辦英文版,胡錫進同志兼任英文版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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